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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家岭:另类“廉租房”市场

  他不断地跟记者强调:很多人只是把这里当作起点,大家迟早会从这里搬出去。“在唐家岭生活很方便,只要你有钱,生活所需的用品全部都能在这里买到。”

  “如果没有唐家岭的房子,上地那些人住哪去?”“董家大院”房主四兄弟中的老三10月31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。

  而在农村建房的施工队,没有专业工程师可言,“都是几个比较有经验的老瓦工,凭经验做事。”董建华说,村民在盖楼时,有的是把旧房拆掉重新建,而有的就是在原来的地基上直接加盖。

  他还告诉记者,他原来住的平房里,也有月收入过万元的。“30多岁了,还没有结婚,要攒点钱买房。外面房价太高了,住在这里,能省就省点儿。”

  张锐在市中心月坛上班,但是在唐家岭住了快两年,为了避免乘车高峰,每天早6点半就坐车。她对记者说,很辛苦,但是每个月两三千块钱的收入,市区房子太贵,“只能以后再搬出去。”

  董建华向记者表示,目前北京市还没有给予他们肯定的说法,但是,此前北京市委书记曾在唐家岭调研,“市里对问题比较重视,他对我们提出的思路比较支持”。

  “很多来到北京,很快又走了。因为他们总以为在北京一定能做出一些名堂来,心还是太高了。在这里呆过,就知道了,要沉下心来去做点事情。”

  而在另一面,巨大的安全隐患和环境压力,使唐家岭村委会在谋取新的发展道路。董建华对本报记者说,起初,他们计划整体搬迁到邻近西北旺,在那里建一个小区,但是因为每户都有一定的耕地,这个方案并不现实。

  董家大院的四兄弟是自己开公司,投资出租屋只是“我们自己有钱在那”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,“董家大院”的一家人反复说:唐家岭的出租屋促进了消费,增加了村民的收入,“不让国家投资一分钱,又解决了好多人的住房问题”,是对国家有贡献的。

 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董家老三和老四无意中谈到:村庄东面的京包线征地,补偿价已经达到了16800元/平方米。“我们这周围的房价已经涨到一万六七、一万七八了。”他们对记者说。

  “如果没有唐家岭的房子,那房价还得往上涨。”董家老三说。“(唐家岭)没地方住,只能住楼房。我买楼房出租给你,房价就越来越高。”

  先后在唐家岭住过两次的邓琨对记者说,虽然外界的一些人对唐家岭看到更多的是问题,他也有一些不满意,但是,他还是很感谢唐家岭。“毕竟刚刚出来闯的,不能要求太高。只有在这里经历过,才懂得珍惜,才知道:这里也是北京。”他点了一根烟,顿了一下说。

  邓琨介绍,2007年,村子里基本上都是平房,大多数都没有独立浴室和卫生间。这两年,村民不断地盖起了三至七层的楼房,市场容量迅速扩大,卫生间、厨房、热水器、网络等配套设施也更加齐全。相应地,月租金450元以上的楼房取代二三百元的平房,成为了市场的主体。

  唐家岭村党支部副书记董建华11月2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,唐家岭现在出名了,原因是:“楼高、人多、安全隐患大、环境脏乱差。”

  “唐家岭的出租屋市场完全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。”村支部副书记董建华介绍说,“唐家岭在城市的最北面,农村的最南面,是城乡结合部。”唐家岭出租市场的高峰,出现在周边的马连洼、东北旺等农村被拆迁之后。

  董家老三介绍,现在这栋新楼,兄弟四人总共投资1500万元,“预计8年收回成本。”不过,记者根据他们的规模和房价计算,如果全部租满,4年左右的收入就能达到1460余万元。

  上个世纪90年代,村民只是将自己富余的房子出租。而在2000年,“董家大院”盖起了村里第一栋2层的出租房,“有带洗手间的,有不带洗手间的,有大的,有小的。”董家老三介绍说。三四年前,周边农村拆迁改造完毕,唐家岭,成为了这一片离城市最近的最后一个城中村,出租屋市场的高峰开始出现。而到了近两年,又进入了盖楼的高峰期。

  面对可能进行的动迁改造,“村民们心里边是矛盾的。”董建华说,“他们也知道现在的情况很糟,如果这样下去,安全隐患很大,比如建六七层楼,在我这一代可能没问题,但下一代可能出问题。所以这不是件长久的事。如果是要改造,稍微有点经济损失,他也会同意。”

  现如今,“董家大院”定出900元/月的价位,颇遭到了一些非议。但董家老三对记者说:“上地附近就没有什么租房的地儿。上地西里,一套二居室,二三千块,还不算贵。最贵的是一居室,需要两千、一千七八。贵,还要跟人合租,生活质量上不去。”据他介绍,“董家大院”已经租出150多间房子。

  现在,唐家岭村委会逐级向北京市打报告,提出的发展思路是:由政府扶持,进行交通改造和新村建设,走北坞村的发展道路。

  村民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。在唐家岭采访的几天,基本上,只要记者站在胡同中环顾四周的楼房,很快就有人来问:“要租房吗?”“说明现在房子有闲置的。”邓琨说。

  记者在采访唐家岭村委会的过程中,董建华受理了一桩相邻两户村民对胡同土地使用权的争议。“这种事经常有。”董建华说,“现在唐家岭,已经是寸土寸金。”

  另外,村里每户大约有四五亩的耕地,用于种植果树,“一年能挣1万多块,如果用心弄,能挣三四万。但那毕竟要费事一些。”相比北坞村来说,唐家岭的收入更多,改造的困难因此也更大。

  一开始,村委会还发违章通知书。“村民还觉得忒恶心,还有些担心,心想别给我拆了。后来就习惯了,也不要村里批了。发展到后来,村民甚至盖一层都不找村里批。知道拆不了。”他说,村委会和镇政府都没有执法权。

  “咱们这(村委会)批就批1层,如果盖5层,那上面4层都属于违章。”董建华说,如果是盖楼房,审批比较复杂,村委会批不了。“批楼房,那我们得看图纸,看结构,看地基。那你得让工程师来,得需要设计院。所以这样太繁琐了。村委会不具备审批建筑楼房的职能。如果要解决农民的住房问题,那就没有必要盖楼房,一层就够你住的了。”他说。

  市场分层也在逐步出现。西南一街103号的房主董先生说他专门设计的是“小户型”,带独立厨卫、热水器和衣柜等家具的单间,第一年投入使用,不收供暖费。月租金450元,是村里的普通价位。

  楼间距也没有被认真地考量。楼与楼之间,往往距离不到2米,许多房间的光线都被附近其他楼房遮住。如果发生火灾,胡同里甚至开不进一辆消防车。

  唐家岭的出租房,或者是传统的平房大院,或者是三层以上的“筒子楼”,基本都是单间,月租金在250至900元不等,远在普通住宅的市场租价之下。

  但如果走北坞村模式,进行旧村改造,除了要解决村民们的住房和就业问题,更重要的是,要有一个创收的点。“你得有经济来源,现在我一年挣得这么多,将来你不能让我收入大幅度地减少啊。你说减少一点,有情可原,不可能现在一年好几十万,改造后还能有那么多,但是你不能没有啊!”

  在出租屋市场高额利润的吸引下,村民不断加盖或者新盖楼房。但董建华表示,唐家岭合法建筑和违章建筑的比例是1∶5,“要是出事,那肯定是群死群伤。”

  北坞村是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个农村,位于西四环和西五环之间,颐和园西侧。早先时候,北坞村也以出租房屋盈利。在新村改造的过程中,北坞村被整体规划为一个新的社区,村民全部住进了新的楼房。

  “董家大院”的新楼也是今年新盖好的。“定位是做唐家岭最好的房子。”为此,他们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和中央空调,免费使用,并且购置了一辆班车,免费送房客到附近的西二旗城铁站。他们的定价是900元/月,是村里最贵的。“要把上地那边收入高的、不愿意合租、但是又想省点钱的那些人拔过来。”“董家大院”的老三对记者说。

  “盖一个二层的就要一百五六十万,我拿不出来。谁家有那么多钱呢?”西南一街7号的女房主对记者说。她家依然是老院子,全是一层平房,没有卫生间和浴室,月租金260元左右。“一个月挣五六百的、千儿来块钱的,都住我这。要是一个月挣3000元以上,就住那些高楼去。”

  “2007年来的时候,得提前让朋友找好住的地方,基本上是头一天别人从房子里搬出来,第二天马上就住进去。房子基本上都是满的。”山西小伙子邓琨11月2日告诉本报记者说。

  唐家岭村是北京市海淀区东北角的一座村庄,与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和中关村软件园几乎只有一路之隔,聚集了5万以上的外来人口,包括1.7万大学毕业生,被称为大学毕业生聚居村。实际上,在唐家岭住的,不光是在上地和软件园上班的人。“董家大院”,是唐家岭村最大的出租楼房,楼高7层,占地1300平方米,共338间出租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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